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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作者:曹勃亚  发布日期:2013-09-17 10:59  浏览量:

一个国家、一个企业,靠什么作为发展的驱动力十分重要。高端和低端的制造业流入世界的哪一个地方,本身是全球分工系统的优化过程。比如,中国经济发展中,低价格曾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价格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低、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低,一个“低”字,吸引了众多发达国家低端产业的转移。低成本换来的是低利润。低端生产,成本决定生死;高端制造,创新决定成败。中国不能永远做低端,要向中端和高端迈进,就必须寻找新的驱动力。而科技创新能力大小,是决定全球分工地位的关键因素。所以,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是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判断,也是重要的战略选择。不过,一个以生产流水线为代表的制造型国家转型为创新驱动的创意型国家,其道路注定十分漫长。

  一、“三明治陷阱”带来双重挑战

  从外部环境来说,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面临发达国家蓄势占优和新兴经济体追赶比拼的双重挑战。第一重挑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热潮扑面,美欧“再工业化”企图锁定高端制造业大门。第二重挑战是,我国的人工成本快速上升,与发达国家相比,优势缩小,而身后的追赶型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以更低价的劳动力,奋力抢夺低端制造。中国制造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夹在中间,好似“三明治”,俗称“三明治陷阱”。

先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纵观世界,将创新资源向高端产业集聚正在成为各大国共同的发展战略。国际上有种声音,如果继续满足于做缺乏创新创意的制造业中心,“中国崛起”将可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将再度领先。这种观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觉。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是基于信息化的制造业变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个性化的新制造模式即将全面出现。真切地反映了科技成果全面渗透经济社会的必然趋势,将对人们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颠覆性影响,甚至引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层次变革。现在美、英、德等国都在着手迎接这一次技术和产业“革命”。20123月,奥巴马宣布投资10亿美元,发起制造业国家创新网络计划,在全美15个创新研究所建立网络,分别聚集制造业的一个技术重点,如碳纤维轻质材料、3D打印、智能制造等。明确提出“未来的汽车、飞机、风轮机上都要有美国制造标志”。201210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新产业政策通报,正式提出通过“新工业革命”逆转工业比重下降趋势,至2020年将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目前的15.6%提升至20%的“再工业化”总体目标,并设定了一个实施框架。欧盟目前掌握着接近50%的全球工业技术标准和产品规则。欧盟委员会201314日发布公报,为“欧6”标准引入了一整套测试程序和标准,目的是利用技术优势用环保汽车吸引世界市场,又提高技术门槛将新兴国家的汽车排除在自身市场之外。

专家预言,未来发展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会不断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小。劳动在被资本、技术替代以后,继续被人力资本、数字化所替代。二是新生产工艺能满足个性化、定制化的各种需求,要求生产者要贴近消费者与消费市场。这两大特点都会使以廉价劳动力和规模经济取胜的制造业发生根本性变化。人工比不过新技术,大路货比不上个性产品,这是对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倒逼”。

  再说人工成本的挑战。人工成本低原来是我们的优势,随着劳动力报酬的提升,这方面的优势已经减小。据世界银行统计,到2015年,中国企业需要为新增劳动力成本再支付1.5万亿美元,工资持续增长将使劳动力成本占GDP的比重增加1倍,从目前的15%提高到2015年的30%。工资上涨是好事,老百姓自然高兴,但也会带来两种困境:一是引发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二是使中国制造业岗位“流失”。一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趋势,就是无休止的离岸外包。而最近,苹果公司宣布,将投入1亿美元用于把苹果电脑生产线转移回美国本土。通用电器也在把热水器、冰箱等家电的生产线从中国和墨西哥重新转移回在路易斯维尔的电器园。美国工资高,但效率更高。美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每小时34美元,约为中国平均工资(每小时1.6美元)21倍。但每个工人创造的附加值高达14.5万美元,远超德国、法国或日本的工人,十多倍于中国工人的13700美元。加上自动化降低了人力开支,廉价天然气进一步降低成本,以及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中国制造已无优势。像阿迪达斯这样的跨国品牌也把在中国苏州的工厂迁离。苏州工厂工人的底薪是每月1500元,加上奖金、保险、津贴、餐费、住宿等,综合薪酬达到3000元。而在柬埔寨的工厂,服装厂工人的月薪平均为130美元,约合人民币800多元,不到苏州工人的三分之一。中国要发展,比谁更便宜没意思、也无出路。

  换一种角度看,挑战就是机遇。工资上涨,会扩大国内需求;双重压力,会倒逼企业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简单劳动岗位丧失,会鼓励人们提高人力资本,转向技术能力更高、收入更高的工作岗位。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从国际环境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二、低成本发展模式走到尽头

  奇瑞董事长尹同跃讲过一个段子:中国1集装箱的袜子只能换来日本1台智能电器,日本1集装箱的电器换来美国1套核能软件。袜子属于“入门级产品”。生产入门级产品,市场份额只能越来越小,路越走越窄。

  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的比重为19.8%。在制造业22个大类中,我国7个大类名列世界第一,为中国经济腾飞和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国制造“大而不强”,总体还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让人纠结,传统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发展动力正在削弱,新的竞争能力和发展动力正在生成,又没最终形成。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核心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最终驱动力。

  以往,我们“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很多东西都想“换”。如今,能换的都换来了,剩下的想换也换不来了。这就形成一种“倒逼”态势,必须彻底解决“大而不强”的问题。

总体上说,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不少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一些成套设备,一些关键的零部件、元器件,一些关键材料不得不依赖进口。比如高端芯片80%需要进口,每年花费上千亿美金。二是资源环境已经难以支撑。中国单位GDP能耗高,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是发达国家的4倍。中国创造了全世界1/10GDP,但消耗了全世界1/5的能源。据世界银行估计,污染物排放的70%源于制造业,环境污染给我国带来相当于3.5-8%的GDP损失。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落后产能过剩多、淘汰难,按照现有标准需要淘汰约20%。如2012年,我国粗钢产量高达9亿吨,消费只有6亿多吨,而投资还在扩大。生产多了,卖不出去,国外市场也不景气,2012年,中国外贸增速回落16.3个百分点。众多企业面临“去库存化”和“去产能化”的双重压力。产能过剩与经济下行碰头,搞不好会进入“铁锈时代”。国内制造企业拼成本、拼价格、拼规模的传统“三板斧”已经不好用,唯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靠创新转型来杀出一条生路。

三、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中国的唯一选择

  手里有“绝活”的格力产品表现出巨大的环保优势。格力1赫兹变频空调,最低功率只需15瓦,相当于灯泡的耗电量,就能恒温运行。如果中国市场所有空调全部采用1赫兹变频技术,每年可节约271.1亿千瓦时电能,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704万吨。

  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本质上是创新能力的差距。一方面,不懈的创新驱动,造就中国科技成就的“高度、精度、深度、广度”。我国在前沿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如实验快堆、载人深潜器、量子通信、超导变电站等。特别是载人航天和月球探测工程,突破了出舱活动、交会对接、绕月飞行等关键技术,实现了我国空间技术的跨越发展,在国际空间科技竞争中掌握了主动权。我国国际论文发表总量居世界第二,总被引用数居世界第七,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三,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居世界首位。我国在越来越多的科技领域经历了“追赶”和“同行”的阶段,现在正由“跟跑者”向“领跑者”靠近。另一方面,我国科技创新的总体实力还不强。中国目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比例很低,诸多行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50%,而作为前“世界工厂”的美国和日本,这一比例却仅占5%左右。科技创新依然是我们的软肋。

  谈到创新,有两个问题要回答:谁是创新的主体?怎样来推动创新?

  谁是创新的主体,党的十八大报告讲得很清楚,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于企业主体的创新能力。生产实践告诉我们,大量重大技术发明源自于企业,许多重大科学发现和发明虽产生于大学或实验室,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往往依赖于企业。据统计,从17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被经济学家认为改变了人类生活的160种主要创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韩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一跃成为创新型国家,得益于现代、三星、LG等高创新性企业群体的骨干作用。其实,我们不需要为企业操心,创业者、企业家总是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创新者。只要有压力、有动力,政府提供良好的、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政策,给企业充分的自主权,放开手脚,让企业自己去决策干什么、投入多少、如何组织、成果怎样转化,企业家们就会用各种方式去创新。美国政府对产业发展很少说三道四。但是美国的产业结构依然是最先进的,技术是领先的。因为美国企业有自己的判断力和商业利益,愿意保持所在领域的领先地位。

怎样创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一般而言,解决技术创新问题,最需要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理念创新。但任何创新,外部环境都是极其重要的。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讲的一段话让我们深思。他说:“关于中国经济的标准说法之一是:中国人擅长复制,但他们永远发明不出哪怕是呼啦圈这样简单的东西。我们被告知,他们的DNA中没有创新能力,他们的教育体系强化了这种倾向。我对这种说法感到不解:一个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的民族,怎么会突然变得只会组装iPod了呢?我在想,抑或中国今天所欠缺的不是创新文化,而是某种更基本的东西:信任。”无独有偶,几乎是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这并非是巧合,表面上是信任问题,实质是整个社会对创新缺少尊重,对知识产权缺少保护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假如爱因斯坦在中国”这样的讨论。

四、破除人才大国与缺少创新人才的尴尬

  西安交通大学在6个行业200多个企业调查企业对应聘大学毕业生60项素质的满意度。包括解决问题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发现问题能力、分析能力、推理能力、执行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表达能力、理解力、责任感……调查数据显示,企业的期望值为8.90,但企业对毕业生的实际评价仅为3.51。在这60项素质中,创新能力、发现问题能力、独立思考能力成为不少大学生的“短板”。

  创新驱动,核心是人才问题。与中国是制造大国而非制造强国一样,中国是人才大国而不是人才强国。我国年培养工程师数量相当于美欧日印的总和。按照国际通行的计算研发时间和人员投入的指标“研发人员全时当量”,2010年我国科研人员全时当量达到255万人年,世界排名第一。人才规模很大,但质量和创新能力不强。

  一般而言,稀缺资源是市场的宠儿,也是制约发展的因素,当下最稀缺的资源是创新人才。有专家说,当前我国最缺的既不是资本也不是物质条件,而是具有新知识、新本领并能持续开拓创新的人才,即:创新型的科技开发与学科带头人;持续开拓创新的企业家;掌握全球化竞争新知识、新本领的高级经济决策战略型人才、高新技术应用人才、高级国际商务人才和法律人才;具有现代智能结构的复合型人才。经济学中有个“人力资本理论”,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提出的。认为人力资本的载体和劳动一样,都是劳动者。它之所以不同于劳动,是因为劳动者得到了健康、教育、培训和实践经验等方面的投资,获得了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为其带来更高的收益。人力资本也有高有低,人力资本中的高端部分,特别是专业人力资本,他们的劳动表现为研发、设计、管理、咨询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的活动。有了他们,才能形成高端的产业。中国经济的转型能否成功,同样取决于高端人力资本的形成;而人才,特别是未来人才,则决定于教育竞争力的高低。

  从根本上说,创新型人才成材率的落后源于教育竞争力的落后。国际上评价教育竞争力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教育发展水平。二是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三是教育对知识创新的贡献。教育竞争力不足,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教育体制的应试倾向和分数标准。而应试体系主要是以教授人们寻找“一个标准答案”为方向的。这种标准化教育模式制约了创新人才选拔、使用、成长。有人做过统计,一个人大学毕业时,他(她)可能已经参加了2600多次大大小小的考试和测验,在学会了如何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的同时,却丧失了寻找其他正确答案的能力,丧失了质疑的欲望,丧失了发散思维和想象力。应该看到,考试,永远是寻找“已知的答案”,创新,则要探究将要发生、现实没有解的问题。有一句话说得好,学生的头脑是火把而不是容器,需要的是点燃而不是“填鸭”。当然,制约创新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功利心。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不仅要具备好奇心、质疑心、持久力、冒险精神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更要有不为眼前利益所动等内在素质。

  可以看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源于教育竞争力弱,背后则是缺少创新文化的氛围、创新环境和鼓励创新的制度性缺失。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任重道远。

(作者为《时事报告》杂志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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