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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协商智慧

信息来源:人民政协网   作者:陈裔金  发布日期:2015-06-30 09:07  浏览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协商共事思想博大精深,虽然它和我们当下的协商民主、政治协商有着本质不同,但其中所蕴涵的理念和辩证方式,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在中国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凡坚持走广采博纳,协商齐心、群策群力之路的政治家,一般都能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且往往在历史上留下不朽业绩。

    在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各方同心共事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体现出一定的科学道理。例如,唐朝李世民在《帝范》中写道:“一钧之器,不能容以江汉之流。”他没有停留于“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微观范畴,而是延伸到宏观方面。从中国传统的“道”,即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看多方共事的必要性:“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基于此,他纳谏八方,从善如流,在魏征等人的辅佐下,开创大唐基业,构建了堪称盛世的“贞观之治”。马克思曾经认为:无产阶级要团结和带领农民,“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反对“一钧之器”与防止“孤鸿哀鸣”,用词异,义则同。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协商共事理论与当今科学原理有一定的吻合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协商共事理念体现了“民本”的特点。李世民所言“与人”,既有掏心掏肺给人,也有获得人心之意。李世民紧接着说:“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同心同德立功,则能长世安民也。”协商,说到底是社会相关各方的心理沟通过程。同心同德协商,才能同心同德立功。协商必须基于对国对民的“忠良”,同时也善待忠良,而非出于一己之私。“得人”,既得人才,也得人心。《陆贾新语》:“夫人者,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人的社会本性总体上是喜群乐、广发展,不喜狭隘、孤寂。《荀子》:“人能群。”协商中的各方,其“宽博浩大”的“怀群”胸襟不可或缺。唯此,才能把握社会总规律、总态势,并且缜密、深入地掌握、关心、改善社会各阶层的“微”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其心理过程。做到这些,即使偏远的人们也能得到安抚,近处的人们能够得以康宁,“万邦”之众都能受到关怀。

    传统文化的协商共事理念遵循的是“自知而自信,自信而自善”的路径。而要遵循这路径,就得坚持协商共事。唯此,才能避免由自信滑向自负。恩格斯认为:“有教养人的共同特点是保持自信的姿态,其他人的特点———至少是自负,或达到固执程度的刚愎自用。”为避免自负和刚愎自用,不论是政党还是国家,都须有李世民所言之心态:“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协商是“闻过”、“补阙”的良方,也是自省内修,广展深拓,科学治理的必要环节。由此可达至“君德之宏,唯资博达”之境。“博达”到什么程度?那就是《知言》所指出的:“周乎万物,通乎无穷。”进而做到“先道而后言,故无不信之言。先义而后行,故无不果之行。”循着正道,坚持正义,社会各方才能正确而自信地协商、共事。

    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反相成”的辩证观念,体现在政治文化中,则有许多协商共事的辩证方式。方式与原则的统一有如《黄帝四经》所言:“天下太平,正以明德,参之于天地,而兼覆载而无私也,故王天下。”协商各方要做到无私,以“兼覆载”的精神进行协商,才易于达至佳境,共事亦然。在此基础上方可谈正确方式的抉择和持之以恒。《抱朴子》:“轮曲辕直,无可阙之物,故元凯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冲之才周,则逐鹿之奸寝。”“折冲”即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在必要时,要为大众的根本利益而暂时“折”少数自愿受损者利益。《素书》有云:“夫志心笃行之术,长莫长于博谋,”“神莫神于至诚;明莫明于体物”,“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短莫短于苟得,”“危莫危于任疑,败莫败于多私。”这里,“笃行、博谋、至诚、体物,”都与当今我国社会各界协商共事的大众化要求相吻合。这要求具体是,先深入调研,即“体物”,而后协商。强调预防“精散、无常、苟得、任疑、多私”,完全符合当前各方协商共事的制度化要求:高效、正规、法治、精诚、无私、常态化。协商的辩证方式有时体现为原则,实际上是二者的统一。李世民之《帝范》有言:“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侥,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这既是思维—行为方式,也是原则,其中的精神是协商者不分高低贵贱,在协商时只考虑其言正确与否,这体现了协商实践的大众化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中协商共事的辩证方式须结合实际的要求。《弘明集》:“所以明仁道也。至于生必有死形弊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这里的意思是,社会发展具有生态性,生死、聚散、荣弊、起落等现象形态对立统一,互相转化。协商须做到《论语》所言:“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要随机应变,顺势而为,把握社会脉动,趋利避害,夺取胜利。协商之所以要接地气,是为了最广泛地动员民众,集中一切智慧,调动和提升一切正能量,共赴伟业。墨子反对无助之听、之思、之行。《墨子》:“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这体现了政治的协商是民众自己之实践的道理。

    当前,随着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民主意识、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协商共事思想也有了焕发生命力的契机,这对促进人们科学意识的增强必有助益。其因在于传统文化的协商共事思想与当今社会心理倾向不无契合之处,从而与人们的行为取向也有一定吻合度。

    第一,谦谨的互“赐”之说,对我们必有启示。《论语》:“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子贡亦名“端木赐”,孔子教训他:你所拒绝的他人之言之事,正是你所不能得到的。其意为:那等于是人家对你的恩赐。《荀子》也说:“主诚听之,天下为一海内宾。”如今,来自各个行业的协商者罕有“万事通”,更少“万事精”。即使是精通者,思亦有失当之时,在协商过程中,须听取内行者甚至外行者之言,以增加自己的认识,提升自己的协商水平。从这角度看,协商等于协商者彼此的互“赐”过程。互赐独到见解、互赐智慧、互赐理论。“互赐说”提示我们,协商中的意见相左不仅可能是一种对事方面的意见互补,而且可以是一种对协商主体素质提升方面的互赐:协商者彼此互相增强民主意识、自主意识、思维科学性和协商能力。

    第二,“和乐如一”观念,可助协商成效的提升。协商当然不是为协商而协商,而是为了推进社会各方面事业更顺利更高效发展。协商过程须求同存异,“和乐如一”。《国语》:“……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才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从“和乐如一”的协商结果到“务和同”的实践结果,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所在。亦即和融多元,乐于务实。把握这个逻辑,协商成效必然显著。

    第三,“治心”理念,有助于深刻理解协商作为治国环节的意义。《管子》:“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极于地,蟠满九州。何谓解之?在于心治。……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协商者首先通过协商使自己从“心治”达至“心安”,更促全社会“心安”。这里的“安”,也有站稳立足点和坚定正确方向之意。坚定智慧的“心”,则易于治。如果为一个集团利益,或为私利而协商,则其心只是忠于某人或某群人,与资本主义普遍机制及其出发点无异。传统文化强调“智”,防止“忠”对我们会有所启发。《慎子》:“……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国。”联想“文革”,便知其然。此处之“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智慧之思、之言、之策。这是协商所要发掘的社会“智慧资源”,是智慧之心的体现。忠,这里指的是非良之忠,对社会发展而言,必愚而有害,故古人称此“忠”为“愚忠”。这在政治协商过程和结果中都不可有。有之,则心乱,无之,则易治。故哲人的“治心”理念对我们的政治协商仍有启迪作用。

(作者: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研究室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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