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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中国实施的币制改革

信息来源:人民政协网   发布日期:2015-11-09 11:16  浏览量: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停止金本位,实行外汇倾销。

  中国当时是银本位国家,银币无法任意贬值,这样,中国对外汇价大幅上涨。1934年6月,美国国会又通过《白银法案》,大幅度提高银价,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

  由于国际银价大大高于中国国内的银价,于是外国在华银行纷纷收购中国白银,装运到纽约、伦敦出售,从中攫取暴利,这样,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提款、抢购、投机的白银风潮,这种情况进一步导致国内存银锐减,市场银根奇紧,购买力锐减,工商企业纷纷倒闭。

  为制止巨额白银的外流,南京国民政府于1934年10月下令对银类出口征收高额关税。此举虽然暂时减少了白银出口,但却加剧了白银走私。面对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在英、美的支持下,实行币制改革,以稳定国家金融。

  英国在华拥有巨大的投资利益和贸易关系,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影响了英国的在华贸易和投资的安全。

  1935年1月,英国向南京国民政府表达了英国的贷款条件,即中国必须脱离银本位,与英镑相联系,实行币制改革。对此,南京政府表示原则上同意。

  日本坚持“东亚门罗主义”

  9月16日,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访问远东。李滋·罗斯先后在中国华北、华南和长江流域考察,并与财政部长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等人共同制定了币制改革政策。

  为避免与日本发生矛盾,英国表示希望日本与英国共同对华贷款。李滋·罗斯在同日本政府的会谈中,提出由伪“满洲国”继承“独立”前中国的部分债务、日本对东北以外的中国领土保全提供保证、中国正式承认伪“满洲国”、英日联合对华贷款、协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等一系列建议。

  但是,由于日本本身也在遭遇经济危机,实在拿不出贷款,且自认为其在伪“满洲国”的统治已经稳固,所以日本外相广田全面拒绝了李滋·罗斯的计划,还顽固坚持“东亚门罗主义”,不允许第三国介入中国事务。

  中国放弃银本位

  到了10月下旬,南京政府的金融危机更趋严重,财政面临崩溃的危险。为了克服危机,11月3日,南京政府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宣布实行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集中发行钞票,并将其定为法币。(二)将原来流通的各种银币禁止使用,白银不再流通,所有现银必须兑换为法币。(三)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从此,中国从银本位国家,一跃而成为管理通货国。

  中国宣布币制改革,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一改革采取了合作态度。11月4日,英国发布国王敕令,禁止英国的银行和英国人用现银支付。12月底,又要求英国在华银行向南京政府交出存银,兑换法币。在英国的带动下,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在华银行都先后向南京政府交出了存银,在白银国有化方面支持了中国的币制改革。

  遭到日本的反对

  为了防止日本的破坏,中国法币改革方案的筹备计划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币制改革布告发表的前一天,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才去访问了日本驻中国大使有吉,告诉有吉说:“出于汪(精卫)院长遇刺,上海金融市场发生混乱,国民政府不得已坚决实行币制改革。”

  有吉4日拜访了孔祥熙,责问币制改革为何事前未与日本进行充分协商。孔祥熙只是重复了张公权所作的答复。

  同日傍晚,李滋·罗斯也访问了有吉,告诉他说:中国这次实行的币制改革,他是在2日才知道的。这让有吉痛感“吃了苦头”。

  币制改革的实行,使中国货币得到统一,在客观上对稳定金融和促进生产有一定作用,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不利。中国币制改革开始后,立即遭到了日本的反对。据中国驻日使馆的报告,中国币制改革的消息传至日本后,“其朝野上下之间,莫不出以猜疑忿嫉之态度,或以为与英国有借款之密约,或以为对彼为不利之准备。”

  11月8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少将就中国币制改革发表谈话,表示“断然反对”,并“预言”说:“此案事先缺乏准备,复缺乏实行人才,又未得各国谅解,恐早晚数月内,必发生破绽”,因此,停止币制改革“实为救中国唯一之途径”。外务次官重光葵在同中国驻日代理大使丁绍伋的会谈中再次表示,中国的新币制与英国相协调,将日本排除在外,“是典型的以夷制夷政策”。

  日本阻止北银南运

  中国币制改革的发展和矶谷的“预言”恰恰相反,中外银行都主动地将过去积存的银元向中国政府交出。

  按照币制改革政策,华北地区的白银均须兑换成法币才能流通,所以,华北白银(大约有4000万元)必须先送到南京,这无疑也是对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沉重打击。日本一方面命令在华日本银行拒绝向南京政府交出存银,一方面以武力胁迫华北实力派宋哲元,企图阻止北银南运。

  11月8日,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并威胁说:“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于华北之主张。如果贵方不能作防止之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期其实现。”在日军的胁迫下,宋哲元下令禁止北银南运。

  此外,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也受日本胁迫,下令禁止南运现银,致使华北的币制改革暂时停顿。

  接着,日本又提出“华北自主币制”,企图建立一个独立于法币之外的“华北币制”,并将其纳入日元集团。11月中旬,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向宋哲元提出了“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在金融政策上,要求脱离法币制度,另定华北五省通用货币,与日元发生联系;在财政政策上,要求截用中央在华北之关税、盐税和统税等,并以武力胁迫宋哲元按此方案行事,但被宋哲元拒绝。

  日本利用走私破坏

  关税是南京政府的主要财源,为从关税上破坏币制改革的基础,日本支持进行大规模的华北走私活动。

  到1935年11月底,日本对华北的走私活动更加猖獗。他们任意扩大解释《塘沽协定》,禁止中国海关缉私船和铁路海关执行缉私任务,使冀东海口大开,日本走私集团武装押运走私船出入华北,如入无人之境。此外,日本浪人在日军保护下,在华北各港口进行大量的白银走私,以破坏中国新货币的发行。

  1936年初,日本政府指使在上海的数家银行联合大商店组成银行团,公然发行价值十万元的日币,在上海日商集中的吴淞、虹口一带流通。

  尽管遭到了日本的百般破坏,中国的币制改革由于准备充分,加之欧美列强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断暴落的上海外汇市场的混乱状况为之平稳下来;在南京政府统治区内,白银国有化顺利进行,法币流通正常,外汇比价稳定,产业开始复苏,而这一切更为后来的全面抗战打下了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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